一切源于数月前一场在波士顿的对话。RA Capital创始人Peter Kolchinsky博士向我抛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谁将为中国的创新药支付？中国创新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燃料是什么？

今日的现实：谁在为中国创新买单？

中国生物医药研发经过上一轮的行业周期震荡起伏，我们也正在形成一个关键的行业共识：中国创新药的支付方，绝非股市，因为股市是融资手段，而非价值终点；也不能仅依赖于BD出海的跨境现金流。过去这两三年，行业因资金短缺而不得不低价出售核心资产，此外国外的医药商品定价政策的动荡也注入了长期的不稳定性。这些都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仅依赖外部市场是永远无法支撑行业的长期发展。真正的答案，无疑在于也要培育一个健康的、内生的国内市场循环生态系统。（这儿需要强调，我们绝不是说要“闭关锁国”的内循环， 这次峰会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是，疾病无国界，中国和美国Biotech产业界应加强全球协力，充分利用效率阶梯，共攀人类健康高峰，让创新更快、让好药更可及。见后续文章：“全球协力、共攀人类健康高峰”）

但重要的是：First-in-Class（FIC）、Fast follower和Me better，在全球生物医药界维度，都是创新药，只是难易程度不同。 很多全球成功的创新药也在Me better或Fast follower范畴。基于Fast following（快速跟进创新）本身就是许多MNC追求的目标，因为风险可控，临床价值明确。（注：这儿fast followers是指基于已知靶点快速跟进国际一线药物，但在国内排前几名、弥补国内空白且有效帮助拉低国内药价、有些还改善了现有药之不足的品种）。

会上多位卫生经济学家提出："中国一开始的创新，更多是在已知靶点上的Fast following、Me better或Me too。这其实很符合中国的国情——只要创新能带来临床获益，性价比又合适，中国在做'可负担的创新'方面是非常有前景的。"一言概之，那些能够为医保基金节省费用、让患者更快用上全球最新且性价比最优治疗的快速跟进创新，同样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

快速跟进创新能力也让中国效率震惊全球业界，这种从1到100的规模化开发能力，靠的是系统性的效率优势。麦肯锡报告指出，在确定靶点到申请IND的药物发现阶段，中国创新药企可以比国际同行快2-3倍的速度推进。在fast-follow型小分子药物上，中国甚至可以实现50%-70%的复合加速。这是什么概念？美国同行做一个IND申报的时间，中国可以做两个半。再看临床开发阶段。中国创新药企相较于国际同行，可以以2-5倍的速度招募患者，每位患者的成本仅为欧美的1/2。这种来之不易系统级优势在短短的十多年建立得益于中国政府长期持续对生命科学基础科研、对生物科技产业的投入，得益于中国的临床优势和政策灵活性，得益于大批具国际视野和资源的海归领军人才、领导着一大群无比勤奋努力快速迭代的中国科学家。

此外，“二八”定律也发挥作用。因为有这么大体量的快速跟进创新实践产生的人才和供应链优势，以及风险投资因此有了回报才敢于投资更有风险的FIC（首创新药），中国在某些领域才涌现出"并跑"乃至"领跑"；而且在某些靶点上，中国的快速跟进者凭借高效的研发，可能率先做出临床数据，从“跟随者”转变为“引领者”。 这种快速跟进创新是中国生物医药的基本盘，也是FIC的起点和孵化器。

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困境仍然没有改变：中国快速跟进创新在本国市场上的回报是无法支持建立一个内生的国内市场自循环生态的。正如一位投资人所言："Fast follower风险更可控，不应该收FIC的高价，但也不应该是现在的这个低价。一方面，与产业“内卷式”创新有关：前些年大量资本涌入，热门靶点出现扎堆现象，同质化竞争激烈，一定程度上拉低了价格预期，这是一个年轻产业走向成熟过程中需要经历的阵痛，产业从业者也正在积极反思和调整。另一方面，受限于人均GDP决定的可支付上限、以及医保“保基本”的制度定位，当前医保定价也尚未能给予生物医药行业可以凭此活下去的“创新溢价”。

但现实挑战重重，商保发展任重道远：与会专家和产业代表指出：

尽管困难重重，正在起步的商保未来让各方充满期待：目前创新药费用中，基本医保承担44%，商业保险仅占7.7%，个人自付仍高达49%。这么高昂的自付比例 vs 这么低占比的商保比例，意味着增长前景广阔。如何从政策层面扫平障碍、积极引导个人自付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商保支付转移，是急迫而重要的课题。

让商保“上桌做菜”：也即在后续的目录调整中，引入商保公司参与评审和定价。国家医保局已在2025年目录调整公告中提出“鼓励保险公司与医药企业开展协商定价”，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也为商保和创新药企携手共商合作奠定了基础。

那么“怎么付”？目前医保的定价做法是“药物经济学评价+参考定价”。会上多位经济学家和商保代表展示了其不同的模型、参数和思考。令人鼓舞的是，大家充分共识并认同创新药带来的全民健康增强、创新直接的商业价值（包括MNC买单带来收益、产业国际上的领先带动地方产业、产能、销售等就业， 创新药专利保护过期后的Generic 药物带来的长期价值）。因此不少学者把长期健康获益的社会效益、创新溢价等纳入模型考量范围。是的，今天的定价，向创新者传递明天的价值信号。如果中国渴望诞生First-in-class创新，那么公共和商业支付方可以做得更多， 包括从患者视角更广泛地认可药物的社会价值。但是，在一个年轻的行业、一个基础数据还极其缺乏的市场上，如何落地这些模型，确实是非常有挑战的。

他山之石：RA Capital的Peter Kolchinsky也在会上详细地演示了美国的商保如何进行市场化动态平衡地定价。（见后续文章《美国多层级商保体系的市场化动态平衡定价机制》）他指出，如果中国的商保体系开始扬帆启航，我们如何判断哪些药物值得买单？未来，我们是否可能借鉴美国市场驱动的商业保险体系，取其所长、去其所短，拥有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保险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发现。我们愿意为成百上千种新药，每月支付100元、200元、300元、400元甚至更多？覆盖范围较少的便宜计划，会和覆盖更广的昂贵计划相互竞争，普通民众会根据自身需求，判断什么值得、什么不值得。通过这种方式，市场会向创新者释放信号：他们希望更多或更少地获得哪些类型的药物。

医保2.0：从“价格谈判”走向“价值发现”

基于商保当下体量还太小，在可见的将来，医保对中国创新药的支持力度能否持续增强，仍是行业关注的焦点。除了价值认定需要创新者与支付方积极深度交流和共识外，与会者也一致认同，目前中国生物医药快速跟进的系统级优势以及部分领域涌现出并跑甚至领跑的态势，离不开中国政府的长期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投入与支持：从早期的科研基金资助，到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国有资本的风险投资，再到国家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持续改革——许多研发项目的失败风险，最终有很大部分实际是由国家承担的。这种国家在前端对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及创业项目有计划性的持续投入，与美国通过后端商保市场支付创新溢价的拉动模式形成显著差异。从国家长期投入应得到健康的可持续的回报角度，产业也急切呼唤医保支付体系建立奖赏“创新溢价“的体系，呵护生物医药行业这种得来不易的系统性优势， 支持其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令人振奋的是，国家医保局在2025年岁末明确提出 "支持真创新、真支持创新、支持差异化创新" 的导向，这让行业对医保加大创新药支持力度充满期待。从数据看，截至2025年10月底，医保基金为协议期内谈判药品累计支付超4600亿元，惠及患者超10亿人次；2025年版医保目录新增114种药品中，50种为1类创新药，数量创历史新高。医保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它可以是"价值发现者"，而非单纯的"价格谈判者"。生物医药创新者对医保加大力度支持创新的举措充满期待，也愿意献计献策，贡献“真创新”，支持“真创新”，共同商讨如何在医保定价上找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负担创新”，也即，在“患者可及”与“生物医药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

新春新旅程：BiG Idea构建价值对话的桥梁，从共识到行动

许多生物科技创始人可能觉得：作为科学家创业者，支付问题离我们太远。BiG作为生物医药研发创新的非营利社群组织，也曾经犹豫这个选题是否离早期创新者太远。但近期一系列交流让我们意识到：如果创新药界不积极与支付方沟通，共同探讨"创新价值"的定义，如果对话双方始终停留在简单的"价格谈判"两端，而非共同致力于"价值发现"与"生态共建"的同一边，共赢的产业生态系统就无从谈起。

保险支付与创新药研发本就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相互成就。没有创新药，医保商保就失去了优质载体和核心价值；没有保险支持，创新药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商业回报。